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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士杰回忆录(二)
时间:2018-07-13
我的陈年往事(二)
王士杰
   
  四、开创新局面——由“点”转向“面”
  一九七四年,我被调至局里的“南汇县农业技术推广站”,分管面上的棉花、油菜技术工作。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我明显感到“点”、“面”工作的截然不同:面上工作范围大,看问题、办事要找眼全县,情况更复杂,考虑问题要更全面,工作的灵活性强。这些工作对个人业务的要求更高,不仅要熟知本职工作的理论与实践,还要能说会写会做。
  经过二、三年的过渡,我不仅完全适应了新的工作环境,而且有了一种新的感悟。过去由于政治原因,精神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危机感,一心只求有一个稳定的职业、稳定的收入、定稳的生活环境,至于什么事业啊、理想啊、雄心壮志啊,想都不敢想。1968年,我结了婚,以后又有了两个女儿,有了一个安稳幸福的家。在工作上经过十几年的努力已走上了正轨,是应该安下心来了。再想想以前的工作,“一把抓”、“万金油”是职业,是职责,但是没有深钻下去,没有专长,算不上是事业。自从分管油菜以后,对油菜逐渐产生了兴趣,我有了“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专一行,把棉油科技工作做为一项事业,干出点名堂”的想法。有了这个想法,我就集中主要精力向这方面努力,从而在精神境界上开始了人生事业的新征程。从时间上看,正是七十年代中期到八十年代中期(任局长之前),这十年左右的时间,我在棉油科技道路上攻坚克难,越走越宽。
  科学实验与不断寻求高产新途径。为了实现油菜的持续高产、优质高效,我们从事农业技术推广工作的,必须不断的应用新技术,包括科研单位的科研新成果,高产单位的高产新经验,以及农民群众的新创造。但是,在一个地区要群众推广一项新技术,必须先通过在本地的试验、示范,证明切实有效、群众欢迎自愿的原则下,才能推广。这是一条老规矩(后来列入国家“农业技术推广法”),否则造成的损失,谁推广,谁负责,这一点对农业技术人员压力很大。因此,每年都要组织实施很多试验、示范、推广新项目,每个项目一般要三年左右。这些项目有些是由国家、市、县三级农业部门联合或分别下达的,有些是根据当时当地生产上急需探索而自己设计的。我本人亲自主持或参与的部分项目如:“油菜增施磷肥试验”、“油菜大小苗分级移栽”、“油菜寄秧试验”、“油菜品种比较试验”、“油菜种植密度试验”、“油菜随根肥试验”、“油菜成熟期抗旱试验”、“油菜后期根外追肥试验”等等,几乎油菜所有重大增产措施,都是经过反复试验、示范后再成功推广的。
  登上了从田头到大学的各级讲台。在蹲点期间,宣传科技知识的讲台是在田头、生产队会场所。到面上工作后宣讲的讲台越走越远、越走越高。为学农的中学生、妇女干部讲过课,每年都要为全县三级干部(县、社、队)秋播培训班上技术课,并到公社为生产骨干巡回宣讲。后来又为县农业技术学校学生(都是青年后备干部上课。外省是来南汇参观,听我们介绍后,有的把我的发言稿整理成文,印发下去,有的邀请我去他们当地讲课,1980年秋,我曾到浙江省为地县级农业负责干部冬种工作会议讲过,应邀要去加兴农校讲课。1981、1982连续两年应邀去全国重点农业高等院校之一的浙江农业大学,为农业部委托浙农大筹办的南方十三省市重点县农业干部培训班上讲油菜技术课。这些学员本身都是县级农业部门的骨干,有着丰富的理论与实践经验,每次上课的讲稿都是我根据不同的群众,分别整理撰写的,作为一个自身是中专学历的基层技术人员,能登上这样的讲台,感到无比荣幸。
  以油菜和棉花科技为突破口,我在业务上终于开创出一个新局面,在生产上,我可以独立地、全面地(讲、写、做)主管油菜的全程服务;在科普宣传上,与市及国内多家专业刊物建立了密切联系,他们主动向我约稿,并要求我推荐稿件,优先发表;在学术上,与有关科研教学机构(如上海农科院作物所,中国农科院油菜作物研究所、棉花研究所、上海农学院等),有关学术团体(如中国作物学会、上海市作物学会等)以及相关的专家学者建立了学术交流渠道,经常商榷学术问题受益匪浅。
  五、迎难而上——担当起南汇农业的领军人
  我曾做过两年多的副局长,但局长工作对我来说是陌生的。上伊始,工作千头万绪,困难不少。其中最大的困难是改革开放初期,所遇到的一系列重大改革问题。根据中央政策,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农村经济实行了两步改革:在南汇第一步是1983年2月,在全县推行统一经营、包干分配为主要形式的各种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发展到承包到户。第二步是1984年上半年,取消了农产品“计划种植”“统购统销”。这两步改革是新中国建立以来农村改革开放政策的重大战略部署,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打破了过去长期以来实行的计划经济模式,即种什么?种多少?由国家层层下达种植计划,产品由国家有关单位按统一价格、统购统销。改革开放后,农民对土地的经营、农产品的处理有了自主权,而且随着改革的深入,自主权越来越大,原来的计划经济逐步转变为市场经济。上级政策松绑放权后,农民务农致富、勤劳致富的路子越走越宽广。这本来是件大好事,但改革之初农村干部群众一下子不适应这一转变。原来种惯了的稻、麦、棉、油菜等农产品,有的国家不收购了,有的收购价压得很低,现在不能种,或不能多种,但又不知道市场上需要种什么?怎么种?产品怎么卖?价格合算不合算?等等一系列问题。搞得老农民一头雾水,不知所措。农业局是全县种植业的主管部门。是县委县政府的参谋部,领导等着听“方案”,农民等着“听主意”。农业局当时的党政两套领导班子成员,多数是刚调整提拔上来的新人马,面对这一新形势、新任务也十分着急。我们去市里开会如市县农业局长联席会议,很想听上级部门和兄弟县的意见,结果情况也大体相似,领导作会议总结往往是:这次会议主要是听取大家的情况交流,市里没有统一的意见。我们南汇与其他县不同,历来是人多地少、复种指数高(1:2.7)、农作物种类多,棉油产量高,知名度高,改革的难度更大,不可能有现成的经验可借鉴。因此,两套班子成员研究决定,在认真学习、坚决执行党的政策的前提下,主动出击找出路。我们引导县乡两级农业部门,要立足当前,着眼长远,尽快抓好三件事:第一件是集中力量抓调研;第二件是脚踏实地抓改革;第三件是全心全意搞服务。
  第一件事:调研。1984年年中,农业局领导率部门负责人,先后在老港、宣桥、横沔(代表东、中、西片)召开各乡农业负责人、典型村代表和著名劳模参加的研讨会,就“调整农村经济结构问题”“粮食问题”“退耕还耕问题”“农产品供求问题”“家庭经营自主权和市场调节范围扩大以后,如何依靠各项经济手段,逐步建立客观调节体制问题”等当时农村大而急的问题,展开广泛而深入的研讨,充分听取农村各层次干部群众的意见,汇总后向上级写了书面报告。在以后的几年里,我们经常做这样的调研工作。有专题的、综合的,也有系列的。按惯例我们局的材料是报县政府分管农业的副县长和县政府办公室的,当时的县委书记许德明亲自打电话给我要调研报告,并提出今后重要材料能给他一份。这对我们“参谋”部门是很大的鼓励。
  在群众中蕴藏着无穷的智慧和实践经验,我们动员科技人员深入到村队群众中去,挖掘总结有改革创新性的好技术、好品种、好经验进行交流,选择运用。派出科技人员到外地,学习引进先进种植技术和名特优新农产品良种到南汇试种,从中选择适宜南汇种植的新品种(如夏花生、芦笋、甘蔗、苎麻以及各类水果)。我们局领导分别带领各乡镇农业干部到全国著名的改革先行单位取经,学先进、找差距、定目标、议措施。
  在大兴调研之风,充分听取各方意见的基础上,我们多次召开全局系统科技人员(助理农艺师以上)群英会,以种植结构调整和科技体制改革为中心,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充分发表意见,大家把调研心得与自己的想法结合起来,对以上两个方面的改革发表了不少真知酌见。由于到会者都是有丰富经验的专家,他们的意见既有高度,又有深度,既有远见,又有近识,我在考虑南汇农业改革方略时,从中吸取了很多营养,得到了不少科学依据。
  第二件事:改革。我们主要进行了四个方面的改革。【由于篇幅有限我们仅保留部分内容(编者)种植业产业结构的调整。这是当时农业生产改革的重中之重。南汇是个人多地少、以种植粮棉油为主的地区。改革前(以1984年为例)全县农村人口56万,集体耕地47.4万亩,人均占地0.74亩。常年种植粮食26.3万亩,占总面积的55.4%,棉花18.4万亩,油菜6.5万亩,其他还有小面积的瓜、果、蔬菜。粮食生产任务很重,历来是个缺粮县,每年需国家补缺粮食2000万斤左右(主要是用作饲料)。棉、油是主要的经济作物,是农民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加上是全国高产单位,指令性生产压力很大,为了在少量的耕地上尽量多产出各种农产品,就实行多作物间作套种,轮作复种,最大限度提高复种指数。我们农业局组织力量,从1984年秋开始,挖掘本地、引进外地的新品种、新项目20多个,搭配成了10多个种植组合,对它们的种植技术、生长特点、产量表现、经济效益、市场前景,在各乡反复进行了试种、比较、鉴定,为下一步调整积蓄后劲。经过了两三年的实践和认识,取得很大收获,结构调整取得了初步成果,表现在:一是粮食面积和总产双增,品质优化。1984年全县粮食总复种面积72.7万亩,总产5亿斤,1986年总复种面积77.8万亩,总产达5.1亿斤,刷新了历史最高记录,保住了农民“三粮”自给。二是油菜生产稳定。三是调减棉花面积,扩种效益更好的西瓜、甜瓜、水果、蔬菜。同时,也打开了农产品的产销渠道,为农产品的市场化找到了可靠的依托。
  1987年我们提出了“增粮、稳油、调棉、保菜,积极发展适销对路效益高的经济作物”的调整原则和分段实施计划。1989年又提出“相对稳定熟制、继续走多形式、多熟制的道路,保粮、增值、稳瓜果、控油菜大力发展市场需求、经济效益高的多种经济作物”的方案。
  农业局的一系列改革,强化了自身的服务功能,发挥了更有力的参谋作用,为种植业调整和农业的转轨变型起到了助推器和催化剂作用。
  六、值得一提的两个习惯
  【在王士杰的家里,我们见到了他齐全完整、分门别类的各类业务记录和相关资料,他的档案意识令我们档案专业人员也自叹不如!编者】
  一是精心积累资料
  我十分重视资料的收集、整理、分析、应用和保存。特别在分管油菜科技的十余年中,我为此花了很大精力,除了收集所有的文字材料外,还从1974年——1983年,对每年油菜生长、生产的全过程都做了详实的记录,用表格、坐标、曲线等形式汇编在一起,随时可查阅。主要内容包括:①南汇县历年油菜面积、单产、总产示意图。②油菜茬口及育秧情况。③油菜各季节苗情动态。④油菜田间管理进度。⑤油菜施肥情况。⑥历年油菜的农艺性状及产量结构。⑦油菜生长期气象要素。另外,对有些试验结果、灾后观测等材料也有记载。这些材料对我帮助极大,在我写总结、做技术指导、写论文时提供了有力的依据。如《试析油菜临冬绿叶数在苗势论断和产量预测中的意义》(《中国油菜》1983年4月)《试谈油菜的产量结构问题》(《上海农业科技》1981年2月二篇文章就是根据历年资料,对比分析而来的。随着南汇油菜、棉花产量的稳步提高,在全市、全国的知名度也迅速上升,到南汇来参观取经的、过要介绍材料的也越来越多。为了满足各方面的要求,我总是按棉、油生长和生产管理的季节,在县、市广播电台播放有关的科技知识。后来随着实践经验的增多和资料积累的丰厚,撰写的科技文章也多了起来。初步计算:1974年——1984年,这十余年间,如果撰写的上报、下发、内部交流的文章不算(这类文章占多数),仅在市级以上专业杂志上公开发表的就有30多篇,有油菜的,有棉花的,有的是年度生产总结,有的是技术研讨,有的是生产指导,有的是综合论述等等。
  二是长期坚持动笔。
  我们在王士杰个人整理的表格里,在《南汇农业志》科技著作论文的栏目里,看见了王士杰可圈可点的成就。他就是这样在浦东大地默默地耕耘,将他的本职工作做成了他一生的事业!编者
  我初试写作,始于农校读书时期。头一次是参与社会上发起的“鲁迅读书运动”,要求“读一本书,写一篇心得”,我读写的是小说“林海雪原”,所写的“心得”得到好评,获得了证书和证章。第二次是大跃进时期,学校提倡“读书与劳动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在农校的农埸里大搞深耕、施肥夺高产的竞赛活动,我根据本班的热烈场景,写了一篇报道,被校刊选中发表,而且篇幅较大,占据了近半个版面。这是我生平第一次用铅字印刷出版的作品,给了我很大的鼓舞。
  【王士杰曾应邀参加编写青年农业读物《怎样种棉花》编者】
  《怎样种棉花》的出版,是我写作活动的里程碑,它开启了我在农业科技著作方面的新征程。应上海人民出版社和上海科技出版社之约,我先后与他人合作编写出版了《棉花生产的实践与认识》、《油菜生产的斗争实践》、《棉花生产技术问答》(定稿)、《油菜生产问答》,在编写中,每本书都有一名出版社的资深编辑自始至终作指导,他们各有特长,我从他们身上学到不少写作的技巧和经验。驻出版社写作的近二年时间内,一面写作实践,一面潜心向接触到的能人、名人学习,逐渐养了一些习惯,也可以说是自己的写作特点,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1、注重日常收集,积累资料的习惯。一是政治理论摘记,如常学常用的主席语录、有关“三农”的方针政策,建立专册,摘记重要内容或登记文件索引,随时备查。二是坚持记载、保存“工作手册”“效率手册”,把每天工作、活动的要点记录在册,常年保存,几十年如一日。三是妥善保存重要资料,如科技项目的原始记载、重要工作的规划、总结材料,分类装订成册,予以保存。(配图)
  2、写材料或正规发言,事先精心准备的习惯。不匆匆起笔。不论写发言稿还是文稿,都要事先花精力,精心搭“骨架子”,把中心思想、段落大意都要深思熟虑,拟好提纲,时间紧的写大纲,粗一些;时间宽的写细纲,有了好的提纲,写(或说)的时候层次分明,中心思想能保证,关键问题不遗漏。
  3、写文章尽量严谨、规范的习惯。不论写什么材料,都尽量按出版社写文稿的要求,认真、严谨、规范,不潦草马虎。
  4、自觉写、主动写的习惯。我平时写的材料有三种情况,一种是上级布置的,要按时按质完成。二是按惯例要做的,如由我主管的油菜、棉花两大类作物产前的技术指导意见(技术纲要、操作规程)、产中的苗情考察、分析(分段管理措施)、产后的生产、技术总结。这些都是职责范围内的常规工作,不须领导提醒,都要自觉主动的写,不能丢三拉四。三是社会责任驱使下,自选课题、自觉主动写的,如在几十年工作中积累了不少技术资料和实践经验,只要我感到对科技工作,对面上生产有用的,我就主动整理编写成文,发表交流。这些习惯对我以后的工作和写作都有了很大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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